2023年3月24日下午，北外全球史讲堂的第1讲“译者是寄生虫吗？——译者比作者更重要的几点理由”在北外图书馆举行。历史学院访邀著名汉学家、翻译家、作家，波恩大学终身教授、兼汕头大学讲席教授，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顾彬（Wolfgang Kubin）通过探讨译者的创造力及其对构建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、译者与作者的关系等问题，回答了“译者是寄生虫吗？”的核心问题。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、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讲座并参与讨论。

讲座伊始，李雪涛教授简要介绍了顾彬教授的研究背景和学术视野。早在1968年，顾彬便开始与中国结缘，这一年，他放弃了神学，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，博士学位论文题为《论杜牧的抒情诗》。1981年，顾彬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《空山——中国文人的自然观》，1995年开始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。退休后，顾彬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汕头大学担任特聘教授。顾彬曾经翻译过200多部著作，主编10卷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其中7部已翻译成中文。

在讲座开始后，顾彬教授首先引用了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（Marcel Proust, 1871-1922）的观点“一个文人的真正的意义是不存在的，一个作者的权力也是不存在的”，来阐述本次讲座的主旨：作者只能用母语写作，而译者能使用多种语言对作品进行翻译。因此作者不可能创造世界文学，译者则可以创造世界文学，译者比作者更重要，没有译者就没有世界文学。但是，就译者和作者的关系而言，译者还是寄生虫，因为没有作者就没有译者。

顾彬教授指出，译者实际上也是作者。在德国，加入翻译协会需要有个人出版的文学作品作为支撑，对于译者的母语水平和掌握的外语水平要求非常高。因此在德语国家，优秀的作家是译者，同时，优秀的译者也是作家。然而，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，故无法与国外的文学同行交流；更大的问题在于无法直接阅读原文，这对理解外国的文学和思想造成了很大的障碍。

接下来，顾彬教授列举了多个生动的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例子来阐释作者和译者的关系，以及译者在世界文学生成中的作用。例如，雪漠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的德文版译者是顾彬的学生马海默博士（Marc Hermann）。译者认为雪漠的行文比较粗糙，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语言进行了润色。英文版（Into the Desert）的译者是美国汉学家、翻译家葛浩文(Howard Goldblatt)。考虑到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，葛浩文仅截取原著小说的100页进行翻译，书后另附了内容详实的导读。因此，两位译者均创造了雪漠在中文世界中不存在的作品，作品便不再是作者的了。

译者和编辑部往往比作者更了解作品，译文是在译者和编辑部的反复沟通、修改中诞生的。例如，姜戎的《狼图腾》的德文版由顾彬教授的学生Karin Hasselblatt 进行翻译，然而初稿完成之后，德国最大的出版社Goldmann Verlag认为，原文中的部分内容不适合在德语世界发表，容易引起争议。出版社的解决方式是对照已删除了敏感内容的、葛浩文的英译本对德译本进行修改。最终，德文版《狼图腾》大获成功。

上述两个例子引发了我们对于译本归属问题的思考。译者的服务对象有作者和读者，与出版社和编辑部是合作的关系。在对于原文的翻译和修改问题的探讨中，我们会发现，新的文本实际上已不再属于作者本身，我们要树立起译本实际上是作者、译者、出版社三者所有物的观念。

最后，顾彬教授回答了“作者是否有权力指正译者”的问题。例如，《玫瑰的名字》的作者翁贝托·埃科（Umberto Eco）掌握多门外语，经常和自己作品的译者一起沟通、修改译文。又如，中国当代诗人杨炼并不懂外语，也从未读过中译本以外的顾彬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，因此，杨炼无法修改顾彬用德文翻译的他的诗作。

讲座结束后，李雪涛教授就顾彬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。他指出，顾彬经由哲学和神学的背景进入中国文学，并从80年代开始经历过太多与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的交往，因此，顾彬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和角度与其他汉学家不同，并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顾彬从2016年开始为《南方周末》撰写专栏，开启了汉语进入国际汉语的时代。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来说，顾彬关于翻译主题的演讲的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实用的层面，翻译不只是文字的转换。顾彬凸显了译者的意义，并揭示了译者所承担的创造性。